读书学习，共同切磋学术，交流心得，只是慢慢地，这些人意识到了自己团结在一起之后的力量，所以才逐渐地不务正业，专门以学术为名组织结社，并慢慢地开始政治化，企图影响舆论、左右士林，传播和推广自己的学术观点和政治主张。

　　不过，与历史上相比，这一世张溥、夏允彝、吴伟业等人在崇祯元年恩科之中考中进士，使得江南的应社立刻失去了几个重要的领袖，不仅没有像历史上那样形成南北应社，并最终形成复社，而且随着张溥、夏允彝的高中前三甲，这些个屡试不第的应社举子或者贡生、监生们，也很快看到了希望，把精力从组织结社上面收回，重新发愤图强起来。

　　同时，随着江南士林领袖、东林大佬“钱谦益”以及“四千”的另外两钱的离去，即钱象坤的致仕回乡和钱士升的被贬西北，使得江南士林的大小社团一时之间风声鹤唳、群龙无首，此时正处在纷乱之中。

　　张溥的飞黄腾达以及如今在朝鲜显赫而又超越的地位，让之前他的追随者们趋之若鹜。

　　张溥广邀江南士林同道到海东之国朝鲜办学讲学、开建复林书院的信件，被送到江南之后，士林名流纷纷以接到探花郎、朝廷驻朝使节的邀请信为荣，没有收到邀请的东林外围组织，比如几社、匡社、南社以及什么拂水山房社士林名流，认识张溥的，也纷纷给他写信，希望能够一起共襄盛举。

　　这些消息，陆陆续续地传到了京师紫禁城崇祯皇帝的耳朵之中。

　　对于这一点，崇祯皇帝自然是十分高兴，这些人去朝鲜的越多越好，最好是一个不留，全都走掉。

　　所以在五月下旬的时候，崇祯皇帝又给南京礼部尚书周延儒去了一道旨意，让他亲自接见这些预备前往朝鲜讲学，参与复林书院创办的孙淳、周钟、杨彝、李雯等人，赏给南京翰林院及国子监收藏的儒家典籍若干，并由南京礼部尚书签发关防信函，对这些人的功名身份和资格予以证明，方便他们到了朝鲜之后，更易于受到朝鲜君臣及士林子弟的认可。

　　这些事情，忙忙碌碌直到五月底，才算是全部完成，以尚书周延儒为代表的南京礼部、翰林院、国子监的大小官员，亲自将孙淳、周钟等十二位既受到了张溥邀请，同时又愿意前去的江南士林才子，从张溥的老家太仓送上了前往朝鲜的海船。

　　而从太仓出发，也让这些即将去朝鲜办学讲学，复兴东林书院的江南士林才子们有了一种传道于东国的使命感。

　　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在铲除阉党之后不久，接受文震孟等人的建议，毁弃了《三朝要典》，为自己在江南士林子弟之中赢得了巨大的贤名，不过这位崇祯皇帝虽然推翻了《三朝要典》，变相地为东林党的前辈大佬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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