胃。

　　访谈进行时，他叙述整个过程，好像是叙述一场梦一样，“我在梦中扮演让人不知该如何是好的角色，但为什么我是这个角色，我也不知道。”经过洗胃之后，他慢慢恢复过来，而且受到惊吓，但他的头脑还是十分清楚。“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想死，”他对我说：“但我可以告诉你，我昨天做的事情是十分理性的。”我们进一步深谈，“我确定这个世界没有我会更好，”他说：“我仔细想过了，我若死了，对老婆会有多好，对餐厅会有多好，对我又是大解放。这就是奇怪的地方，这个想法看起来实在太妙了，太聪明了。”

　　从自己的妙点子中捡回一条命，使他大大松了一口气。他那天在医院的样子不能形容为神情愉快，与死神的搏斗把他给吓坏了，看起来好像空难幸存者一样。那天他的妻子一直陪在他身边，他说他爱她，也知道她爱他。他喜欢自己的工作。或许是潜意识的什么东西在作用，使他在动手了结自己的当口，打通了电话给妻子，而不是只写份遗书。若真是如此，他心里会舒服些，因为他的理智曾经遗忘了这些东西。我问医生这位病人要在医院待多久，他说起码要等到诊断出他精神的问题出在哪，药物在血液中的浓度也稳定了为止。“他现在的样子看起来好像可以回家了，”医生说：“可是昨天来这里之前，他的模样也是健康得很。”我问这位男士会不会再兴起自杀念头。这问题就好像要他预言别人的未来一样。他摇摇头，用苍白又迷惑的表情看着我说：“我哪知道？”

　　自杀需要理由吗？

　　他的迷惑和挫败感在自杀者中十分常见。乔尔·史密斯，一位住在威斯康辛州的男士，曾多次企图自杀，他在给我的信中说：“我很孤独。我认识的忧郁症者中，十之八九都有或多或少的孤独感，他们丢了工作，家人和朋友都躲得远远的。我开始有自杀倾向。只剩最后一位护卫——就是我自己——依然坚守岗位，不过，这位护卫太危险了，他开始成为毁灭行为的拥护者和执行者。”

　　我母亲自杀的那天，我二十七岁，我了解并且确信母亲自杀的原因为何。她当时在癌症末期。事实上，她是在我父亲、弟弟和我的协助下自杀的，而且当时，我们感受到了家人共处的温暖。我们都相信这么做是明智的抉择。不幸的是，许多自认做了明智抉择——如《最终的出路》的作者德瑞克·汉弗莱和杰克·凯佛基安（曾协助七十多位病人自杀的美国医生）——似乎都认为理智指的是“不拐弯抹角”。要做这种明智的抉择不是件容易的事。它是缓慢、紊乱、古怪的过程，是极为复杂的纠葛，就像会让人想要结婚的爱情经验一样。母亲的自杀是我生命中的剧变，但我钦佩她的抉择，也相信那是正确的决定。这件事令我十分苦恼，总是不敢想起或谈起它的细节。它已成为我生命中不可否认的事实，无论谁问起，我都得勇敢说出来。但这事实，就像埋在内心里的刺，时时折磨着我。

　　行动者妄想能够在“理智的自杀”和其他自杀之间划清界线。说穿了，自杀就是自杀——从某些角度来看，无论发生在谁身上，都是鲁莽、凄凉、致命的行为。“最好”和“最糟”之间的主要差别不在于本质，而在于程度。理性的自杀一直是流行又恐怖的想法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《群魔》中的叙事者问道，是否有人是头脑清楚地自杀。“很多，”基里洛夫回答：“但以一种偏见来看，会有更多，全都算。”当我们谈到理性的自杀和非理性自杀之间的差别时，我们其实是详细描述自己或社会的偏见。有人自杀是因为他痛恨自己的关节炎，这看起来是他有自毁性格；有人自杀是因为她预料自己无法忍受癌症的痛苦和难看的死相，这看来却可能十分理性。

　　最近英国法院有项裁决，医院有权违抗一位糖尿病厌食症者的意愿，对她进行强迫灌食和注射胰岛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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